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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到过汾酒厂，就会发现厂区花园有两条并行往里的路，一条叫“杜牧路”，另一条叫“庾信路”。关于“杜牧路”的命名，我们不难理解，因为诗人杜牧的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庾信则没有写过杏花村的酒，只写过一首杏花的诗，为什么又有一条“庾信路”？我曾请教过汾酒厂的朋友，也未得到明确的解释，然而研读庾信的作品，就会发现，庾信到了北方后，对北方文坛尤其诗酒文化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庾信到北方，才开启了他不一样的诗酒年华。

图源：汾酒厂吴燕

肚松前几次臆谈诗酒论及王通、王绩、王勃等绛州龙门王氏人，皆是北方文坛的代表人物，也是初唐时期反对齐梁绮靡文风的主力军。然而翻读他们的作品你却会发现，他们在反对齐梁文风的同时，却又大量汲取了南方文学的营养，尤其在饮酒诗的意趣和意境上尤其如此。而这些其实就与当时西魏、北周时期北迁的南方文人群体有直接关系，而他们的代表人物，还是这位被纪晓岚评价为“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的庾信。

庾信首先是位嗜酒的诗人，他的《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诗》有一句“跂窗催酒熟，停杯待菊花”，其踮着脚探看酿酒的焦急情态，生动有趣。河东、汾州是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北方连接成片的酿酒核心产区，所产的桑落酒非常有名，也是庾信常饮的杯中之物。桑落酒是指桑树叶落时节所酿的酒，正值深秋时节，因此庾信的酒诗里常常会写到菊花。但庾信的酒诗里更多写到的是春意，是竹林七贤，是陶渊明，是思乡之情，是万古愁绪。何以庾信的酒诗会浸染如此丰富的旨趣、味道，因为庾信有着极其复杂而又毁誉参半的人生经历。

图源：肚松

熟悉文学史的朋友提及庾信，首先会联想到齐梁文学的代表性风格“徐庾体”——以描写宫廷生活的绮情艳丽著称，膏腴之气甚盛。而庾信父子就是这“徐庾体”的代表人物。王通批评庾信“其文诞”，指的就是庾信在南朝梁时写作的宫体诗。

然而自公元554年，就在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后不久，西魏南下把梁给灭了。庾信不得不滞留西魏都城长安。虽然是亡国的使臣，但庾信在西魏却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比他在梁朝的待遇还要高。尤其“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义同“开衙建府”，但开到什么级别很重要，仪同三司，就是说按照正一品宰辅之臣的级别建立个人专属的府衙。梁朝灭亡前的权臣王僧辩在梁朝才有此待遇。但庾信在西魏，却不是权臣，所担任的是文职，因为西魏、北周、隋，以至唐初，北方政权一直牢牢掌握在关陇集团手中。关陇集团多是武将，文化水平不高，但在制度、文化和和习俗上却是承继中原，尤其南朝的诗文极为欣赏。

图源：肚松

所以，庾信到了北方以后，跟关陇集团交往密切，不仅是他们所倚重的文人，皇家祭祀宗庙的歌辞由庾信执笔，王公大臣及其家属的墓志铭也要请他撰写，而且他还作为汉族礼仪的导师，担任过北周的司宗中大夫，掌管礼部。西魏和北周传承西周和汉朝的礼仪制度，其恪守之表现，比汉民族还要严谨。

庾信被称为对北周文坛影响最深的人，而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到了北周的庾信，也在受北方文艺思潮和文坛风格的影响。

譬如他的一首以春破题创作的《对酒歌》，就体现了其融合南北诗风的典型风格。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

牵马向渭桥，日曝山头脯。

山简接䍠倒，王戎如意舞。

筝鸣金谷园，笛韵平阳坞。

人生一百年，欢笑惟三五。

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

开篇白描写春，但笔法却温婉，勾勒的春风煦暖勾勒使人身临其境。继而每句都有用典故，石崇的宠妾绿珠，当垆卖酒的卓文君，秦始皇造的渭桥，《淮南子》记载的“悲谷”，惟酒是耽的山简，用如意指人的王戎，石崇的金谷园，马融卧居的平阳坞等等，这是齐梁文学创作的典型手法。到了收尾时，感慨人生不过百年，而真正开心的时间却不是很多。使用典故太多，以致诗歌诘屈难懂，然而读懂之后发现，诗中已经褪尽了脂粉气，而有悲凉慷慨之感，又是古诗中诗言志的体现。

庾信的另一首《答王司空饷酒》，是写他和王褒唱和的春日酒诗。王褒和庾信齐名，同样也深得关陇贵族的青睐，相同的机遇使庾信和王褒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今日小园中，桃花数树红。

开君一壸酒，细酌对春风。

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

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同样是以春破题的白描手法，同样是把酒言事的典故堆砌讲述名士风流，同样是对比手法以诗言志作收尾。

当然，庾信还有许多诗酒言志的作品，表达乡关何处的羁旅愁苦、辛苦遭逢的人生悲苦，在影响北周文坛的同时，也在浸染着秦晋大地的酒文化。这大概就是汾酒厂区里既有一条杜牧路，又有一条庾信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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