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9日，《报刊文摘》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摘文，题目叫《太监姚勋》，文章的大体意思是，清末的时候，来访的法国使臣罗杰斯对清朝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了残疾，我认为这非常的不人道。”皇帝没说话，只瞥了一眼身边的姚勋。这姚勋是何等的八面玲珑，他马上便站出来反驳道：“这是陛下的恩典，奴才们心甘情愿。汝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看完这则小故事，您有什么感触呢？

　　当然，各花入个眼，三观不同，便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若单纯从心理学上分析，笔者认为，姚勋的这种忠君爱国的行为特征，显然极其的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首先，姚勋虽然是皇帝身边的高级服务人员，但是，在清朝，太监其实也是一个饱受压迫的群体，他们和丫鬟、婢女的地位相差无几，也是被主人呼来喝去任由使唤的奴仆。也就是说，姚勋其实是封建制度的高级一点的受害者。

　　其次，在清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是那些地位卑贱的太监。有些太监常常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拖出去乱棍打死。可见，太监的命是攥在皇帝手里的，而皇帝能让他们活着，在他们看来便已然是一种最大的恩典。因此，即便他们每天都被呼来喝去的使唤着，但却渐渐的对压迫他们的皇帝，生出了些许依赖与感恩之情。

　　第三，清朝的太监们就如同是一艘巨轮上的被压迫的船员，他们无力推翻船长（皇帝）的压迫，又无法逃离大清国这艘巨轮。于是，为了生存与活命，便不得不与压迫他们的船长（皇帝）同呼吸共命运，把船长（皇帝）的前途与安危，当成了自己的前途与安危，把船长（皇帝）的敌人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于是，姚勋便把那位质疑皇帝迫害他的洋人也当成了敌人，反而极力维护那位压迫他的清朝皇帝。

　　综上可见，姚勋的这种忠君爱国的行为特征，几乎完美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所有典型征状。但是，在大清国，仅仅是太监群体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其实，若详加端详，我们便不难发现，当时的所有国人，几乎多多少少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何以见得呢？

　　首先，大清统治者以群体利益为借口，裹胁群体内的每个人，使他们不敢不爱国，否则就是背叛群体，就是自绝于群体。但在大清这种集权体制下，群体利益最大的瓜分者却不是老百姓，而是上层权贵。因此，群体利益即权贵利益，胁迫老百姓爱国维护群体利益，便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维护权贵的利益。

　　其次，大清的子民们虽然表面上生活在大清这艘巨轮上，但却只是一群被船长（皇帝）利用和压迫的底层船员。他们既非这艘巨轮的主人，也很难决定这艘巨轮的命运。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无法逃离这艘巨轮，也无法逃离船长（皇帝）的压迫。于是，为了生存与活命，无处可逃的他们便不得不在船长（皇帝）的压迫与胁迫下，被迫去忠君爱国。

　　所以说，在大清集权体制下的百姓的爱国行为，基本上都是被胁迫的斯德哥尔摩式的爱国。亦或说，是用爱国换活命与生存。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还会很鸡贼很精致的用爱国换名利。

　　而最魔幻的是，当这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爱国行为内化为了一种生存策略，那么，人们便很难再察觉到，自己的斯德哥尔摩式的爱国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断脊之犬的意识下跪，是在用这种意识下跪式的忠君爱国，来媚取统治者的不宰杀或者随手抛下的一根骨头。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大脑中自动生成的，使自己不再为这种意识下跪而难堪和羞愧的，自我美化的很高大上的很‘崇高’的爱国行为。

　　于是，当有人指出他们的这种作秀式的爱国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被胁迫的意识下跪时，他们不仅不会深刻的反思自己，反而还会‘义正词严’的为自己的这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生存式的爱国行为而辩护。当然，这种辩护行为本身，与他们的斯德哥尔摩式的爱国行为一样，也都已经内化为了一种生存策略，一如姚勋替压迫他的皇帝说好话的魔幻行为。

　　最后，以一则小故事作为本文的结语；

　　有一天，你在一个果园门口看到了一条看园子的千年老犬。这条老犬被一条粗壮而又沉重的锁链锁着，脖子被锁链勒的血肉模糊。你不忍卒睹，便质疑主人不人道，并试图解开老犬的锁链。但这条老犬却在你准备解救它的时候，突然向你露出了獠牙，并疯狂的冲你嘶吼了起来。老犬的主人看到之后，却只是诡异的朝你笑了笑，然后，狠狠地踹了老犬一脚，又随手向这条忠主护果的老犬扔了一根骨头。于是，这条千年老犬便摇着尾巴，拖着沉重的锁链，美美地啃起了骨头……

　　（作者：谁佐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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